刘云耕在《解放日报》发表怀念文章:亦师亦友蒋文杰

择要:老蒋把暮年的光阴更多地用来思虑和写作,用他平生坎坷的革命经历和忧国忧夷易近的深邃思考,固结成5本规戒时弊的杂文集:《现代杂文选粹——虞丹之卷》《仕进与做人》《刀与笔》《聚沙集》《虞丹集》。在这些集子里,他深刻反思了“文革”的教训,辛辣批驳了党内各种腐烂征象和官僚主义恶习,热心赞颂了共产党人的公仆精神和老一辈常识分子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傲然风骨。

蒋文杰是一位1947年参加革命事情的地下党员,经久匿伏在白区南京的《新夷易近报》当编辑,撰写过许多揭破国夷易近党政府腐烂黑幕的文章。被激怒的蒋介石曾亲身命令,以《新夷易近报》“泄露戎机”“为匪鼓吹,毁谤政府”的罪名,责令《新夷易近报》永远停刊,蒋文杰等九人也同时上了国夷易近党特务的黑名单。接地下党组织急令唆使,蒋文杰用化名避开特务出走南京,经上海飞抵喷鼻港,参加刚筹建不久的喷鼻港《文陈诉请示》事情,担负国际版编辑。

解放初期,蒋文杰担负过上海《新夷易近晚报》(当时叫《新夷易近报晚刊》,1958年改名为《新夷易近晚报》)的总编辑。1957年,他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当过市委引导的秘书。“文革”时代,蒋文杰遭受毒害和不公正报酬,于1971年被下放到上海市五七干校。我是1973年到五七干校的,就在那里熟识了蒋文杰。那年他53岁,我27岁,我称他为老蒋,他叫我小刘。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我们逐步成了忘年交。

1951年6月5日一版上,蒋文佳构为《新夷易近报晚刊》朝鲜火线特派记者颁发的稿件以及他胜利归来的消息(资料图片)

这是一位憨厚的尊长。人过中年,体态已微微发福,脸颊上的肉有点松弛,鼻梁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镜,厚厚的近视镜片一圈一圈像啤酒瓶底,措辞有点木讷,嗓门大年夜,略有耳背,对人诚恳、其实。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五七干校”为何物,这因此毛泽东同道1966年5月7日的唆使命名的干部黉舍,是中国今世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等一大年夜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下放了10多万国家机关干部,各省市办的五七干校就更多了。上海市五七干校在奉贤奉城,接近海边,有500多亩地,供下放干部参加劳动。被精简下放到这里的都是华东局机关和上海市直属机关的干部,他们被统称为“五七战士”,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搞“斗、批、改”。还有受毒害被打倒的所谓“走本钱主义蹊径确当权派”,我在那里见到过老市长曹荻秋同道和他的夫人石斌同道。

1973年的上海市五七干校已经转型,根据上面“要把五七干校办成新型的党校”的要求,专门从事轮训现职在岗干部。我是参加理论班进修停止后被留在了五七干校教研组的。五七干校规定每月只能休假回市区一次,以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险些夙夜迟早相处。

1951年12月31日《新夷易近报晚刊》上,蒋文杰颁发的稿件(资料图片)

我经常跑到老蒋住的平房小屋里,五七干校的房屋都很简陋,上厕所和洗漱用水都要跑到屋外。老蒋爱好读书,除下地劳动外,他险些总在伏案看书,习气性地把眼镜摘放在一边,全部脸贴着书桌,鼻尖险些要碰触到书,眼睛瞪得老大年夜,跟着一行行小字时时阁下移动,有时拿起笔在簿子上抄写着什么。书桌上常常同时摊着几本书,也有大年夜学的校刊,彷佛在钻研着什么。在我今后与他交往的40多年中,无论在家里或办公室里,他这种伏案的形象险些一成不变。

如今我已过了古稀之年,老蒋则已在2015年3月仙逝,今年是他的百年寿辰。他生前着末一个事情岗位是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政策钻研室主任,市委机关的悼词高度评价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是庆幸的平生,革命的平生,收视反听为人夷易近办事的平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平生。

上海市五七干校合影:前排左一为蒋文杰,后排右一为作者

老蒋常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们都对他很尊重。但他在五七干校彷佛没有职位地方,每当开会时,他老是坐在不惹人注目的墙角边,从不谈话。他不像我们可以到轮训班去给学员讲课,与学员一路参加评论争论、交流。他的事情是不露面的,为教研组网络一些教授教化资料,供给教授教化办事。有人奉告我,老蒋因新中国成立前风风雨雨的许多繁杂经历吃了不少苦头,他的性格很倔,不愿见机行事,曾经寻过短见:有一天,他忽然在五七干校掉踪了。当地农夷易近发明他时,他已跑进了海里,亏得发明及时,全身湿淋淋的他被好心的农夷易近拖了回来。

变得谨言慎行的老蒋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很亲近,措辞显得放松、随和。他知道我来自工厂,曾颁发过一篇短篇小说,就饶有兴趣地与我聊起了文艺创作,这是他的长项,他曾担负过华东局鼓吹部文艺处副处长。他分外爱听我讲一些工厂里工人们的喜怒哀乐,他对工厂生活很陌生,但对工人生活状况很关心。“文革”时期常有人因言招祸、因文开罪,但他对我却不存戒心,会摊开讨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对一些极“左”的社会征象摇头、叹气。有时讨论到时局敏感话题时,他会戛然而止,我们哑然相视,缄默沉静一下,转个话题又聊开了。我当时为了指点轮训班的学员,正在攻读一些马列经典著作,经常向他叨教一些深奥难解的理论问题。他十分卖力,有问必答,先容一些历史背景和大年夜纲精要,无意偶尔也会歉意地说“我也没读过”,或者保举我去看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

“四人帮”破裂摧毁后,老蒋如沐东风,喜形于色,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但他从不谈及自己的经历和所受的委曲。他当《新夷易近晚报》总编辑的那段历史,我是经由过程一次偶尔的时机才知道的。

蒋文杰照片

1977年6月17日,我到《辞海》语词组拜访赵超构老师。当赵超构老师知道我来自市五七干校时,就谈起了蒋文杰。上海解放初期,赵超构老师和蒋文杰在《新夷易近晚报》共事,赵任社长,蒋任总编辑。抗美援朝时期,蒋文杰被派往朝鲜战地采访,他写了多篇“战地通讯”,采访了金日成将军,返国后将 16篇战地通讯汇编成《亨卡几》(朝鲜语,意思是一家人)一书,由新夷易近报上海社出版。赵超构老师还奉告了我一段轶事:1956年,市委鼓吹部要调走蒋文杰,赵超构社长当时正在设想把《新夷易近晚报》扩展办成大年夜报,他想趁《文陈诉请示》“拆墙”风波之际,拉一些《文陈诉请示》的人到《新夷易近晚报》来。赵超构老师说:要办成大年夜报,共产党员要多一点,我是夷易近盟成员,蒋文杰是党员总编辑,我想必然要留住他,为此还专门去找了时任鼓吹部部长的石西夷易近同道“吵”了一下,结果照样没能留住。

五七干校的后期,全部社会都在拨乱反正之中,我们接到了一项新的义务,要编写一本被马克思誉为“我们的哲学家”的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的书。老蒋从新拿起了著书立说的笔,他被明确为编写此书的两位认真人之一,我是介入编写的成员,老蒋严谨的治学气势派头和高尚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狄慈根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期间的一位德国制革工人,恩格斯曾称他“不寄托我们,以致不寄托黑格尔也发清楚明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列宁在纪念狄慈根死25周年的文章中写道:“狄慈根的感化在于:他注解了工人可以自力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撰写这本书,在当时是一件十分故意义的事。老蒋带领我们不分日夜泡在藏书楼和资料室里,没有苏息天和事情日之分。我们在马、恩、列全集和众多的历史资猜中觅寻约瑟夫·狄慈根的点滴线索,哪怕发明片言只语,大年夜家都邑欣喜若狂,互相转告。上外洋国语学院和上海人夷易近出版社翻译编辑室的同道帮忙我们翻译狄慈根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以及狄慈根一生年表和一些片段资料。

五七干校的蚊子又大年夜又凶,是我们挑灯夜战的“劲敌”,叮得民心烦意乱,点上一盘驱蚊喷鼻不收效,得点上两盘、三盘。蚊子倒是不叮人了,但人也被熏得昏昏然。三五成群的蚊子被熏倒在地上,看似逝世了,一阵凉风擦过,又飞了起来。老蒋与众不合,为维持头脑清醒,他不点驱蚊喷鼻,洞开窗子,两只手臂套上长长的袖套,拳头缩在袖套里,只露出翻书、动笔的手指头,长裤脚管塞进了半高统的胶鞋里。惨淡的台灯旁一杯浓茶,这茶是他安徽歙县老家的,头上冒着汗,依然全心全意伏案事情。

半年后,在老蒋指示下,《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一书准期由上海人夷易近出版社出版。此中不少章节是老蒋执笔写的,他照样全书的统稿人,在签名时他却悄然消掉了。他说:媒介、后语都不要写我的名字,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照样签名“编写组”吧。

1982年1月8日《新夷易近晚报》刊登的蒋文杰创作的杂诗(资料图片)

1977年事尾,老蒋调任市委办公厅政策钻研室主任,我也当遴派到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三部参加理论班进修,学期一年。我们打仗和晤面的时机少了,但联系仍未中断。跟随老蒋一路从市五七干校教研组调到市委钻研室事情的周伟洋跟我说,老蒋从新复出后,照样不变的风格,依旧廉正,不不雅风察色,不阿谀恭维,为拨乱反正和革新开放秉笔直书,曾经有一次为文稿气得扔掉落了手中的笔,这是刚毅刚烈不阿的老蒋朝气之极时的发泄。

在老蒋81岁高龄时,周伟洋促找我:“你能关心一下老蒋吗?他家没电梯,如今高低4楼已十分吃力了。夫人虞雅兰想去找引导,他得知后大年夜发性格,说‘我便是逝世在4楼,也不许你去找引导反应’。”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老蒋的家我去过多次,却从未留意到,老蒋也从未提及过。我很歉疚,急速向有关部门反应,几经周折,终于把他的家置换到了底楼。

老蒋离休后的生活是默默无闻的,他不爱好交际,感觉这是挥霍光阴,他把暮年的光阴更多地用来思虑和写作,用他平生坎坷的革命经历和忧国忧夷易近的深邃思考,固结成5本规戒时弊的杂文集:《现代杂文选粹——虞丹之卷》《仕进与做人》《刀与笔》《聚沙集》《虞丹集》。在这些集子里,他深刻反思了“文革”的教训,辛辣批驳了党内各种腐烂征象和官僚主义恶习,热心赞颂了共产党人的公仆精神和老一辈常识分子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傲然风骨。“虞丹”是老蒋暮年常用的笔名,“虞”取之于他的夫人虞雅兰之姓,“丹”取之于他的女儿蒋丹丹之名。老蒋不仅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深义重的好丈夫、好父亲。

老蒋生命的着末几年,被呼吸道、心血管、内渗出系统等多种疾病缠身,经久卧床。他的眼睛高度近视,耳朵险些听不见,但脑筋依然很好。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很痛快,我们经由过程条记原先交流,他措辞,我写字。有一次,我和妻子一路去探望他,问起病情,他皱眉沉默,写了“苦不堪言”四个字,我们异常难过,却又无言相慰。纵然如斯,他仍旧十分眷注社会热点问题,当我奉告他党的十八大年夜以来以习近平同道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的一些环境时,他面露笑脸,高鼓起来,讷讷地说:“国家有盼望,国家有盼望……”当问及他小我还有什么事必要我通知的时刻,他艰巨地摇摇头,从床头边拿出一本出版不久的新著《虞丹集》,颤巍巍地在扉页上题写“云耕同道斧正 蒋文杰”,馈赠给我,这是他送给我的着末一本杂文集。不久他就去世了。

蒋文杰与夫人虞雅兰、女儿蒋丹丹合影

他去世后,我怀着繁杂的情感把这本书内60篇杂文细细地读了一遍,用红笔在书上划下了很多杠杠。我异常理解老蒋,红笔划着的每一句,都是他忧国忧夷易近的心里话。集子里的第一篇是老蒋的“自序”,作此序时老蒋已93岁高龄,全文约千字,记录下了他从前的生长历程,走上革命蹊径的经历。他在“自序”中称鲁迅是他“灵魂中供奉的圣像”。他写道:“鲁迅影响了我的平生。作文学鲁迅,做人同样学鲁迅。在鲁迅思惟指引下,我走上抗日救亡的蹊径,走上否决蒋介石政权的蹊径,走上革命的蹊径。”“险些可以说,在我倦怠时,在我碰到挫折和受到委曲时,在我被击倒在地又被踏上一脚时,棒喝我的,鼓舞我的,支撑我的,老是鲁迅的声音:‘世上假如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自序”的结尾,他自谦地写道:“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可以当个小兵,用笔。回首我的平生,也便是在笔阵墨垒中当一个小兵。”

今年是蒋文杰老师100周年寿辰,我想用他“自序”结尾的这段话作为本文的停止,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本文原文刊于2020年1月16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旧事版,题图为蒋文杰部分作品出版物。本文配图除标注资料图片外,均为本文作者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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